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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身邊很多種苗木的都退了，我一畝沒退，也不愿退。”北京綠錦苑園林綠化有限公司總經理劉學娟說，她主做苔草、草花等短周期、周轉快的花木，近幾年生意一直不錯，“今年春天雖有疫情影響，也在不斷出貨，苔草一年能有三四百萬的產值，過日子沒問題”。

記者苗圃考察

北京苗市在2017年前后有個小高峰，之后一直下滑，低谷持續了四五年。劉學娟說，大多數苗圃這幾年都是勉力維持，去年北京開始騰退苗圃復耕后，很多經營困難的苗圃是希望退地獲得補償的，但并不是想退就能退的。

據了解，北京的耕地“兩非”整治是由各區具體落實的，復耕的是在三調耕地保護空間范圍內的，順義、通州進行的較早，每畝補償在2萬元左右，苗木可自行處理，土地恢復成可耕狀態。

劉學娟說，生產草花、地被植物人工費很高，一年有五六十萬元，加上40多萬元的地租，壓力還是挺大的。好在是她品種選擇對路，現在苔草在北京需求量很大，在朋友圈發發消息，貨就賣出了。劉學娟也一直重視質量，技術過關，成品率高。

成本控制也很關鍵。一是劉學娟掌握了一套除草技術，比如打封閉、除草劑、找準除草時間等，省了人工，也提高了產品質量。二是基地緊鄰河北，用工基本從河北找，等于利用了北京市場和河北勞動力雙重優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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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爭春園林公司總經理李增奇是內蒙古人，2002年來到北京做綠化業務，在房山琉璃河建有200多畝苗圃。因為疫情管控，他4月才回京。

“村里一開始說全退，最后退了一半，現在還有120畝。” 李增奇說，他原本打算退完后回內蒙古發展，現在還得繼續從前的北京內蒙古兩邊跑的生活。苗圃地已經被他“留精去劣”，現在重點做造型油松和精品苗。

李增奇是個很細心的人，苗圃資料整理、宣傳畫冊制作很細致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在退地開始時，他也打了些廣告，擬低價處理苗木，后來發現效果不大，索性把一些精品苗“送”給了一些朋友。

精品大玉蘭

來自內蒙古的北京清源林業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李春濤2008年在房山建了160畝苗圃，去年9月，他接到村委會通知，160畝全部騰退。因為程序問題，補償款還沒拿到，這讓“待業”的他有點著急，特別是聽說通州、順義等區進行得比較早，每畝地補償在2萬至3.5萬元之間，大部分苗圃最近已經拿到了80%的補償款。

“拿到錢后準備回內蒙古，還沒想好做什么。” 李春濤說，他租地所在村1000多畝苗圃地全騰退了。

按照規劃，北京將形成200萬畝耕地保護空間。今年3月，北京發布了2022年“田長制”任務清單，要求今年全市鞏固“大棚房”問題專項清理整治“回頭看”成果，嚴防“大棚房”問題反彈，對農村亂占耕地建房、耕地撂荒等進行整治，嚴厲打擊占用耕地種樹、種草皮等“非農化”行為。

除了聊苗圃退地，大家說得多的是孩子問題。因為不是北京戶口，孩子上學遇到很多困難，有的花高價上私立學校，有的把孩子送回老家，兩頭跑，非常辛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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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環美綠源苗木有限公司是房山苗圃的一個“招牌”，成立20多年了。

走進苗圃，就像走進了公園，假山、花境、大草坪、曲徑通幽的道路，大路旁還擺放了數十塊泰山石，還有一輛房車。草坪的邊上，是一排造型油松，另一片地里，栽種著幾百株20多年的流蘇，這是今年春天從公司退地的苗圃中全冠移栽過來的。

造型對節白蠟和泰山石

“按照政府的要求，公司去年騰退了160畝苗圃，140畝正在退，還有600畝苗圃待定，這樣剩下的還有1100畝苗圃。”環美綠源公司總經理許美良說，原來苗圃的租地陸陸續續到期，又新簽了合同，“以前地租是每畝二三百元，現在漲了接近十倍，而且最多只能簽6年。”

先發優勢帶來的地租紅利沒有了，然而，作為一家“老字號”，環美綠源積累了一批市場上稀缺的優質大喬木，還有技術能力。許美良說，前一段順義要兩株胸徑60多厘米的大樹，從起挖、吊裝到栽植，一晚上就完成了，因為“苗圃有10多位長期工人”。這種資源和技術優勢在夏季反季節綠化施工中尤其突出，外地苗圃基本辦不到。

由于成本大增，市場需求萎縮，多數大型苗圃首選的是“瘦身”，環美綠源也利用耕地整治的機會，將苗圃面積降了下來。“我們以前一半的苗木是經紀人賣的，今后營銷能力要加強。”許美良說，苗圃進行景觀化改造，一是打造苗木的應用化場景，讓應用方更好挑選；二是嘗試開發文旅業務，讓苗圃有生產、市場和“賣環境”的綜合功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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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華源盛景園林綠化工程有限公司有一塊近百畝的苗圃，最近政府有關部門人員找到公司總經理張大偉，商談苗圃土地騰退問題。“還沒談攏，苗圃都是高價值苗，移栽費用比較高。”張大偉說。

在這塊苗圃的入口，有一株被稱為“鎮園之寶”的油松，宛若遒勁有力的游龍，正在做造型。張大偉說，僅做一次定型修剪，就花了1萬多元。苗圃里還有近百株造型各異的油松，每一個他都會構想它們的應用場合，據此來造型。

張大偉介紹造型油松

北京的地租、人工高于周邊的山東、河北，產業集群優勢又弱于山東、河北的苗鄉，而且這兩省還沒進行大規模苗圃騰退，再疊加需求減少、疫情等因素，在北京做傳統苗木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。胸徑16厘米的國槐，售價只有600元，3米高的白皮松價格從3000元跌到200元，成本都不夠。

在公司苗圃里，有幾株養了十幾年的精品大玉蘭，張大偉展望它們最后的“歸宿”：除了樹冠漂亮，樹枝也很美觀，定干不高，種在兒童游樂場，既是景觀，孩子們也能爬上去玩耍，和樹木做親密互動。“生產者閉著眼生產，設計師閉著眼設計肯定是不行的，生產和設計要多溝通，做生產時要著眼于應用，要想到應用情景。”張大偉說。

“北京做苗圃，要想活下去，必須得有獨特的核心優勢，做高附加值的產品。”張大偉說，他走的路子是做精品造型油松、大玉蘭，目標是獨景樹、點睛樹，一株樹的價值能抵傳統苗木一車苗。要實現這個目標并不容易，得有技術過硬的工人，管護要精細，還會長期占用資金。

如果不是行業嚴重“內卷”，誰都想走容易的路，但在情勢的逼迫下，想生存發展，不得不走難而正確的路。張大偉感嘆，這不是自己愿不愿意的問題，是被時代、環境裹挾，被逼迫的必須要走的一條路。

5月北京疫情爆發后，張大偉搬到苗圃來住，這讓他找到了兒時寧靜家園的感覺。其實，對很多苗木人來說，苗木經營不僅是一份事業，苗圃還是他們心靈的港灣。

（本文圖片由宋波、劉磊提供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