素有“苗木之鄉”美譽的圣燈山，在順應市場需求，把握政策紅利，發展覆蓋全鎮農戶支柱產業，推進“苗木+”農旅融合上，走出了新路子。

　　修表匠結緣苗木

　　圣燈山鎮地處川東東南褶皺帶與四川盆地南部山地交接帶，境內石嶺崗、石油溝、石廟山脈騰挪起伏，形成高丘、低山、深溝地貌。梯田種稻，坡地種包谷，可追溯到遙遠的巴國。

　　“這里地理條件不好，糧食產量只有平壩的一半。如果在地里刨泥巴，屋頭娃兒的書費錢都交不起。”家住梁崗村的該鎮“苗木第一人”胡昌國，對此深有感觸。

　　窮則思變，差則思勤。胡昌國在西南三省趕遛遛場修表時，很留意其他賺錢的路子。1976年，他得到南山苗圃大隊(計劃經濟時代專供重慶市園林綠化的苗圃基地)需要冬青、茶花、羅漢松、瓜子黃楊苗的信息。有了“錢景”，他在修表之余，開始在南川、遵義、昆明等地的公園、野外采集樹籽，引種花木苗，在房前屋后培植花卉苗木。

　　“那時，他們將冬青苗賣出去0.03元/棵，我賣給他們0.01元/棵，一年能找幾十百把塊錢，當喂一條肥豬。”胡昌國說，改革開放后，在大佛村的妹夫甘玉倫跟著他學種苗木，但量不大，當成副業來做。這種情況持續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，主要是向南山苗圃大隊、永川園藝場供貨。

　　“背簍杜鵑”進城

　　上世紀九十年代，計劃經濟下的苗木日漸式微，但苗木帶頭人胡昌國、甘玉倫卻迎來了新的機遇。“那時，政府對苗木需求主要是城市道路綠化。記得在1993年，貴陽市城管局一次性將我和親戚種的苗木就收走了。更可喜的是，生活條件改善了，越來越多的市民開始買花苗美化陽臺，有時一窩杜鵑、茶花要賣好幾塊錢。”胡昌國說。

　　在市場需求的刺激下，胡昌國、甘玉倫從市林業局引進杜鵑培植、扦插、嫁接。為豐富杜鵑品種，他們還從遼寧丹東引進西洋鵑；為擴大種植面積，甘玉倫還將自家3畝良田換別人5畝坡地。又經過五六年發展，在種植技術日臻成熟、經濟效益初顯的情況下，在胡昌國、甘玉倫的帶動下，圣燈山苗木呈“親友鏈”發展，加入苗木種植行列的鄉親逐年增多。

　　梁崗村村民王善軍就是其中之一。

　　“看到賣苗木有賺頭，我在1996年拿出三分包產地，開始跟著他們種苗木。”王善軍回憶，“最難的是銷售！每年四五月份，需要凌晨2點起床，將杜鵑、茶花、月季裝進背簍，背十多里山路，輾轉趕車，到解放碑魯祖廟花市去賣。但也值得，除去路費，往往賣一回能賺兩三百塊，一年能賺三四千塊錢。在那時的農村，收入還是很可觀的。”

　　苗木的躍升

　　圣燈山苗木第一次躍升在2002年后。

　　“那時，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，城市住宅樓和公路交通里程數逐年增長，工程苗木前景看好。在已有苗木種植基礎上，鎮黨委政府決定將苗木種植作為當地發展經濟的主要產業來抓。當時，鎮村干部除入村動員、家屬帶頭種植外，還每年召開全市新聞發布會擴大苗木影響力。”原圣燈山鎮鎮長羅隆樹介紹。

　　“顯著特征是‘背篼杜鵑’向工程苗木轉變！”梁崗村村民侯章國是這波發展變化的親歷者，“從我個人來講，苗木品種和租地種植面積都增加了，還當起了中間商，基本每年搞二十萬塊錢；種得好的苗農不但種植、銷售苗木，還搞起園藝場接工程苗木來做；有了影響力，商販直接在田間地頭收苗木，結束了‘背簍杜鵑’的歷史。”

　　2007年圣燈山鎮旅游統計數據印證了侯章國的話。數據顯示，苗木由九十年代10多個品種發展到涵蓋灌木、喬木、花卉的200多個品種，苗木種植面積增至8618畝，苗木總產值達2725萬元，1400多戶苗農人均增收1萬多元。

　　圣燈山苗木第二次躍升在2010年后。

　　“它的標志是五洲園、林海田園綜合體等社會資本進入圣燈山。”原圣燈山鎮黨委書記盛慧娟說，它們帶來的變化是明顯的：一是擴大了規模，截至2019年，種植規模達2.12萬畝，銷售收入達3.25億元。產業不但覆蓋全鎮農戶，還向挨鄰一品、安瀾、南彭，綦江橫山鎮外溢。二是向‘苗木+觀光農業’‘苗木+民俗’‘苗木+康養’等轉變，苗木經濟形態更加豐富；三是苗木培植技術提高，低端苗木開始向中高端轉變，增加了產品附加值。

　　網紅打卡地五洲園負責人陳明靜對此最有發言權。她說，她是搞苗木起家的，2010年流轉梁崗村1028畝地，主要還是想搞苗木種植。在黨委政府引導下，才將園區按觀光農業模式來打造。如今，五洲園已成為西南地區乃至全國最大的以亞洲紅楓、美國紅楓、錦繡楓為特色的紅楓觀賞基地，年收入在五六百萬元左右，觀光、種植大概各占一半。他們還堅持科學培育帶動產品不斷推陳出新，打造獨一無二的楓園，現在園內最貴的錦繡楓能賣60萬元/棵。

　　苗木的得失

　　回顧圣燈山四十年的苗木發展歷程，圣燈山鎮黨委書記張永是這樣總結的：“它經歷了‘背篼杜鵑’的自覺、工程苗木的政府倡導、‘苗木+”的農旅融合等階段，留給海拔在200—800米且資源稟賦一般的丘陵地區的啟示是多方面的。第一，不管是苗農的歪打正著還是政府的有意為之，圣燈山苗木始終圍繞市場需求在做。第二，產業一定要有規模，便于形成市場集聚效應，有利于降低生產成本。第三，產業發展一定以農戶為主體，這樣有利于釋放改革和政策紅利，惠及群眾。”

　　“但也有發展中的問題，如由于鄉村規劃、旅游規劃滯后，還不能滿足苗木企業建設用地的需求；由于交通建設成本大，轄區公路還達不到通行旅游大巴的等級，制約著農旅企業與市場的深度對接；還存在著部分苗木品種存量過大、同質化嚴重等結構性問題。”張永表示，下一步，他們將成立協會或搭建交易平臺，引導苗農有規劃、分片種植，推進農旅融合與市場對接；加強協調力度，促進建設落地，提升轄區公路等級與通行率；加強科研與培訓，促進產品轉型升級，保持產品市場競爭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