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個時候，家庭承包土地剛開始幾年。陳東振家分的那18畝地，種著小麥、大豆和棉花。他所在的山西運城市平陸縣槐下村，人們一輩又一輩，將希望寄托在這片肥沃的土地上。

　　運城緊鄰黃河，地處汾渭平原，物產豐富。而祖祖輩輩埋頭種地的人們沒有意識到，他們所處北緯35°的地理位置，其實也是世界公認的蘋果最佳生產帶。

　　1985年，運城市在全市范圍內鼓勵大家在山坡地上種蘋果樹。也正是在那一年，陳東振結婚了，愛折騰的他想讓老婆孩子過上好日子，于是決定先種上3畝蘋果，看看效果。

　　效果出奇地好。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，蘋果都是稀缺貨。“好賣到什么程度？不管你啥樣的，沒有包裝、沒有膜袋，拉出去一天就賣完了。”陳東振似乎很懷念那個年代的“賣方市場”。

　　在那種情況下，沒有人去細究蘋果的品相、甜度、品種、口感，更不會考慮品牌、營銷。市場的打擊回饋很快就來了。到了上世紀90年代，陳東振發現蘋果不好賣了：“本地的人都跟著開始種蘋果，種的人多了，收蘋果的人來了也開始挑三揀四。”

　　市場倒逼著他們開始了第一次供給側改革。那是1995年的5月20日，陳東振第一次給自己的幼果套上了袋。當時，一個袋子的價格趕上一斤蘋果的價格了。可陳東振就想試一試：“聽說套了袋，不僅能防凍，還能防蟲，長出來的個兒還大。我就咬牙試著套了5000個蘋果。別說，那年賣得可好了。”

　　陳東振得意地眨眨眼：“這叫人無我有，人有我優。”

　　靠著先行一步，陳東振成了村里的蘋果大戶，自家的18畝地都種上了蘋果。鄉親們時不時過來參觀一下，陳東振心里除了那點“成就感”，還有了新的想法。

　　當時，僅在山西，吉縣蘋果代表的高海拔地區蘋果就異軍突起，而山東等地的蘋果更是不斷涌入市場。成了大家眼里的“大戶”，陳東振自然想得要遠一點：得“抱團取暖”，才能抵御沖擊。

　　1999年，是陳東振搞蘋果產業的又一個節點。這一年，他成立了平陸縣第一個蘋果種植專業合作社，初期只有7個人。

　　在陳東振看來，合作社帶來的最大好處，就是認識技術和市場。他掰著指頭劃拉起來：“那時候家家戶戶的蘋果品種都不一樣，上百種蘋果到底哪種最有銷路，大家都不清楚。那些年我們請縣里、省里的技術員來培訓，也跑到山西農大、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去學習上課。”

　　另一個鄉鎮的劉海軍是在培訓時認識陳東振的。他說：“我們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訓，了解了整形修復、花果管理、病蟲害防治、肥水管理等幾大板塊，終于也成了‘土技術員’。我們回去再給合作社的人講課，大家慢慢就學會了。”

　　“以前一畝地恨不得種得滿滿的，通過學習才知道要間伐，不是種得越多就越好。以前一畝地產上萬斤蘋果，現在有5000斤就很滿意。”劉海軍說。

　　到2010年，運城果農有了“精細化管理”“科學管理”的意識，越來越多的人靠著蘋果走上了致富路。

　　如今，運城的蘋果產業已經跨入了一個新階段。

　　2016年10月，運城蘋果挺進南美市場，從此世界各大洲都能看到運城蘋果的身影。同年，第一屆運城國際果品交易博覽會召開，成為山西對外交流的一張新名片；2017年11月，“運城蘋果”成為區域公用品牌，助力當地果農“抱團”發展……

　　“現在，運城蘋果年產量40億公斤，出口國家和地區達到58個。每10個人吃的蘋果中，就有一個產自運城。”運城市果業發展中心主任靳國全說。

　　在移動互聯和國際化背景下，陳東振的合作社也發展到現在的230余戶。規模的擴大，也讓他們看到了實實在在的收益：“我們合作社的人，有10畝蘋果地的，一年輕輕松松掙10多萬元。”

　　產業在革新，蘋果自身也在革新。“蘋果摘袋后5天之內變紅，我們在摘袋子后馬上進行干預，貼上漢字或圖案，在整體變紅后再去掉貼紙。這樣，蘋果就會變成一個帶圖案的蘋果。操作不費勁，但價格能翻番。”

　　他們也找到了一些新的銷售渠道。“我們現在借助‘每日優鮮’‘淘寶’等平臺進行銷售，占合作社蘋果產量的20%。我們的銷售盒子上都印著二維碼，可以追溯到生產地、生產合作社。”

　　11月1日，第三屆山西（運城）國際果品交易博覽會將拉開序幕。陳東振又開始忙碌起來，他琢磨著再下點兒力氣宣傳，“果博會”上一定可以再簽幾個大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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