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說傳統工業化是高消耗、高排放、高污染的“棕色化”發展，那么，經濟發展新常態則意味著我國經濟將步入低碳、綠色、循環的綠色化軌道。起初，植樹種草、防治土壤沙化鹽堿化、治理水土流失等是綠色化的主要內容。隨著工業化快速推進，資源被大量消耗，廢棄物被大量排放，于是污染控制和資源節約被納入綠色化議程。傳統工業化的綠色化手段，就是提高效率和加強工程治理。這樣確實能使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物耗、能耗和排放下降。但是，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，環境污染仍呈增速趨緩、總體惡化的態勢。在“金山、銀山”的誘惑下，在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的慣性思維下，很多地方靠山吃山、有水快流，最后的結果是坐吃山空、水污流斷。按工業化思維定勢建設的一些污水處理設施等，也存在運行能耗高、治標不治本等問題。

如果說傳統工業化的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使綠色化呈現碎片化，那么，在經濟新常態下尋求品質增長、內涵提升的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，能促使綠色化融入生產生活的各方面和全過程，與新型工業化、城鎮化、信息化、農業現代化互促共進、相得益彰：工業化必須是全過程的綠色化，從原料—生產過程—產品加廢棄物的線性生產方式轉變為原料—生產過程—產品加原料的循環生產方式，而且源頭、生產過程和產出全面綠色化；城鎮化必須是全方位的綠色化，不僅注重發展綠色交通、綠色建筑、綠地空間，而且注重城市空間格局和運行機制的綠色化，均衡配置公共資源，保障城市綠色生產、綠色生活、綠色運行；將綠色化融入農業現代化，應防止過度機械化、化學化（大量使用農藥和化肥），防治土壤污染，保障糧食安全、食品安全，增強農業生物多樣性保護和自然生態系統維護的功能；將綠色化融入信息化，則要求信息生產設施運行、信息網絡構建和信息內容的綠色低碳。

綠色化不僅要融入生產領域，而且要融入制度建設和消費領域。例如，收入分配制度與綠色化密切相關。如果收入差距過大，高收入者炫耀性浪費性消費，低收入者沒有能力綠色消費，就會破壞綠色、遠離綠色。又如，干部考評制度需要綠色化，否則，如果唯GDP，就會毀壞綠水青山和自然資產。制度建設非常重要的一環在于執行。如果不加大對嚴重污染事件、規劃失誤、質量事故的問責，那么，再綠色化的制度也不可能帶來綠色化的結果。同時，將綠色化融入消費領域也非常必要。攀比性消費、炫耀性消費、浪費性消費都是反綠色化的。勤儉節約、文明健康的理性消費才是綠色消費。應著力推動人們消費理念和行為綠色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