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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素融入大遺址保護
大明宮建于唐貞觀八年，城墻周長7.6公里，面積約3.2平方公里，是北京故宮的四倍大，是唐代也是世界歷史上最宏偉的宮殿建筑群之一。大明宮毀于唐代末年的大火，但遺址卻沉積下來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的大明宮遺址考古發掘，共發現40多處宮殿閣亭遺址。1961年，大明宮遺址被公布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
2007年，西安市決定實施大明宮遺址區保護改造項目。2010年10月，占地3.5平方公里的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建成開放，總投資達120億元。在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中，水泥路面、寬闊的草坪與土黃色的復原宮門相交織，其中標志性的御道廣場南北長達600米，東西寬達400米。
這里原本是西安一片有名的棚戶區，這一遺址公園的建設搬遷近10萬人，五個城中村，80多家企事業單位。僅搬遷安置費用就達到90億元。“從遺址區拆遷出去后，老百姓的生活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”西安曲江大明宮遺址區文物局局長吳春說。
在遺址公園建設的同時，在19.16平方公里的大明宮遺址區進行相關產業的聯動開發，建設商業圈、文化旅游區和中央居住區等多個項目。萬科、萬達、中建等多家房地產商參與到商業地產的開發之中。大明宮遺址公園絕大多數的建設資金來源于開發商，而遺址公園的建設又為開發商帶來土地和地價的提升。這一模式被項目建設部門總結為：“規劃景觀環境以提升資源價值”、“調整產業結構以置換人文空間”、“利用經濟發展以反饋文化傳播”。
在遺址區內，一些主要的宮門等建筑利用輕鋼材質進行了簡單的復原，園區內安放了大明宮建筑的縮略模型，建設了大片的綠地和雕塑，在含元殿的北側還建成了地下博物館。在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，主題公園與歷史遺址元素交織在一起。
在不同眼光中不斷探索
大明宮走出的全新大遺址保護模式，從建設之初，圍繞其的爭論一直沒有平息。“嚴格地說，我覺得這不是一種遺址保護，就是地產開發。大部分的用地都被用作商業開發了，遺址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；其次，路面的覆蓋和地下博物館的建設肯定會對遺址本身造成傷害。”陜西一位文物專家表示。
對此，西北大學教授朱玉槐則有另一番認識，他說，隨著城市的發展，大明宮所在區已經成為城市的核心區，如果一直存在一片棚戶區也有損城市形象。因此改造也是一種必然的選擇。
吳春表示，目前的保護方式也是出于多方面的考慮，是保護與開發很好的結合。她說，對遺址公園而言，一是保護好遺址，保護好我們這份精神遺產；二是要把這種文化內涵的詮釋不斷地豐富。因為大明宮是考古遺存，很多都在地下，地面上只留下了部分的夯土遺存。如何讓游客更多、更深層次的了解遺址，從而了解唐代的建筑文化，很多需要靠文化詮釋的手段。首先使用了考古界遺址標識的手段。其次，很多標示牌，有建筑、歷史故事、人物、事件等，讓人們有個鮮活的印象。但這需要游客有一定的時間和文化素養。園區內保護多種方式、模式的探索在全國也是遙遙領先的。開發絕不是指園區內遺址上的開發，而是遺址公園以外區域的開發。
她說，不足是遺址公園的特性決定的，就是文化詮釋的手段還有待豐富，怎樣更加到位的讓宮廷文化、盛唐文化體現得更充分，目前還在探索，這也是全國大遺址有待提升的方面。
亟待突破盈利模式限制
依然存在的爭論也許仍需要時間的檢驗。但是目前，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遇到了另一種的困境——盈利模式的欠缺。
“兩年的時間，現在大明宮有一種‘后遺癥’顯現了，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況下，能盈利的項目太少，可持續發展存在困難。”西安的一位專家說：“房地產商投入公園建設資金是一次性的。現在，公園建成了，那么大的面積，每年的維護和運轉費用非常大。但是去大明宮的人就能感覺得到，游客非常少，周邊的商業也沒跟上，后續肯定存在困難。”一些專家也表示，如果無法突破盈利的困擾，大明宮所探索的新模式，就不具有可持續的意義，因此也將不具有“樣板”的價值。
吳春也坦言，大明宮目前正處于“經濟培育期”。她說：“在持續投資上，大明宮是有壓力，不小的壓力。這不僅僅是我們，全國考古遺址公園的壓力。大明宮是全國唯一一個政府沒有建設資金投入的、也沒有后續管理經費投入的遺址公園，是由集團化運作的。全國其他的遺址公園均全部由政府投入，像兵馬俑等它就靠門票的收入保持運轉；西安還有個漢陽陵，它的門票收入就不能維持整個運營。現在大明宮的公共服務的項目尚少，因為在遺址上不能建更多的東西，可創收的東西還不多。暫時肯定達不到平衡。”
吳春表示，現在只能做科學管理，壓縮機構的開支保證遺址能夠得到充分的保護，另一方面管理部門也在想辦法拓展項目。同時，在和多家旅行社進行溝通，希望能夠列入旅行社的固定線路。通過這些措施，門票、服務收入應該都會增加。另外，根據協議，周邊企業的盈利再反哺一部分，把經濟培育期度過。
陜西省委黨校教授鐘衛國指出，大明宮形成盈利模式，需要西安市政府從更廣的層面上進行構架，突破目前的“孤島”現象，規劃地鐵、輕軌等現代城市交通，把曲江、大明宮、漢長安城等完美連接起來，形成西安市的“文化項鏈”。同時，可通過財政支持的方式，幫助度過二至三年的瓶頸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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